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印尼中产阶级定义为人均月支出在120万至600万印尼盾之间的人群 [1, 2]。印尼中产阶级劳动力占比从2018年的14.5%大幅下降至2025年的7%，反映出中产阶级规模明显缩小 [1, 2]。
同期，高学历白领的实际工资每年下降约1%至2%，而低层级工人的工资则呈现平均每年增长1.7%的对比态势 [1, 2]。这种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尽管印尼在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间新增了190万个就业岗位，但大部分岗位均属于非正式部门，正式岗位稀缺 [1, 2]。截至2025年8月，印尼失业率降至4.9%，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2022年以来，技能错配和就业不足问题导致的准就业率上升至32.7% [1, 2]。
首都雅加达在2026年将最低月工资提高至5729876印尼盾，但由于中产阶级支出范围处于既非贫困者也非政府救助对象的夹层，他们缺乏社会福利补贴保护，面对生活成本上涨十分脆弱 [1, 2, 3]。爪哇大学经济学家Wisnu Setiadi Nugroho指出，“中产阶级因不属于贫困人口，无法被列入政府社会救助的优先对象；在面临生活成本上升时，自身经济防御能力较弱，处于缺乏政策安全网保护的尴尬境地” [1]。
此外，燃料补贴缩减导致交通成本上涨，可能使中产阶级家庭支出增加15%至20%。Wisnu强调，“若消费模式未发生改变，仅交通成本增加就可能直接导致中产阶级家庭支出负担加重” [1]。
印尼中产阶级的缩小、高学历白领工资停滞与下沉以及非正规就业的扩张，构成当前经济挑战的核心。雅加达最低工资的提高是近期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但中产阶级经济压力仍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