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进行了武力镇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1, 2, 3, 4]。这一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将其定性为“1989年春季政治风波”，严格禁止公开讨论和纪念，形成高度政治禁忌 [1, 5, 6]。
事件幸存者及其子女被称为“六四第二代”，他们不仅承受心理创伤，还经常遭遇歧视和官方骚扰。方希冉谈及其父亲因事件导致残疾和健康问题，表达了深切的痛惜：“看到我爸变成残疾人，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就感觉很心疼，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发生。” [1]刘俊则表示家人中只有刘美贤明确支持他维护基本人权的立场 [1]。
由于官方审查及教育屏蔽，90年代后出生的大陆年轻人中，大多数对天安门事件知之甚少。观察者刘永山指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此事件的认知也逐渐模糊，尤其年轻一代缺乏对事件本来的了解，令相关记忆面临淡化风险 [5, 3]。
尽管如此，部分事件后代如方希冉和刘美贤曾参与海外的纪念活动，但面临旅行限制和中国当局的监控。2022年刘美贤赴北京冬奥时遭到美国当局提醒存在安全隐患 [1, 6]。
香港曾每年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直至《国安法》实施后被全面禁止 [5, 7]。活动人士如列明慧移居英国后，继续通过艺术表演“5·35剧”传承记忆。她强调：“如何保存历史，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 7]另一位参与者阿May表示，六四让她认识到某些价值值得珍惜，也有人愿为信仰付出代价，“现在是记忆与遗忘的角力，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时带着遗憾。” [2]
1989年，八所艺术院校合作制作了一座约10米高的民主女神像，成为当时的象征之一 [5]。2002年因呼吁平反六四，被判两年徒刑的欧阳毅事件显示官方的持续高压 [1, 6]。
今年6月4日是事件37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和政府态度再次成为焦点。尽管遭遇多重困难，记忆维系者依然通过多种渠道努力让外界关注这段历史[s1-s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