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有的防灾与救援体系对已知灾害的应对能力达世界领先水平，评分约为80分（满分100分），但面对因气候变化快速出现的新型灾害，系统难以跟上变化速度 [1, 2]。专家指出，新灾害出现速度已超越学术研究与认知，造成复合灾害现象日益复杂，例如总降雨量和降雨强度的增加都加剧防灾难度，正如谢正伦所言，“新灾害出现的速度，已经超过学界认知与研究速度。灾害会进化，而且自然界的速度，比我们快” [1]。台湾是最早界定复合灾害概念的地区之一，自莫拉克台风后，短时强降雨与长期降雨量持续增加成为常态 [1, 2]。
1990年6月，台风玉兔导致花莲铜门村发生突发性大规模土石流灾害，开创了台湾对滑坡与土石流作为独立灾害类型的研究及认知先例 [1, 2]。台湾降雨极端事件频率和强度快速上升，1987年水灾单日降雨量约达1000毫米，40年后台风葫芦双日降雨量达2000毫米，1999年莫拉克台风降雨总量则突破3000毫米 [1, 2]。铜门村小时最大降雨强度约两倍增长，从71毫米增加至130毫米，提升了预警系统的难度 [1, 2]。
防灾专家批评政治决心不足制约防灾体系完善。不同灾害责任分散于多个部门，缺乏资源、人员和预算整合机制，造成管理盲点。谢正伦说，必须先成立防灾总署作为统合单位，“先有单位，才有人力、经费、预算。有了总署，才能往前看，预测未来可能遇到的灾害” [3]。李鸿源指出，“防灾总署并非全新概念，却始终未被真正推动，问题不在于技术不可行，在于政治意志不足” [3]。此外，政治人物对防灾干预频繁，导致前线决策受阻，专家被边缘化，降低效率 [3]。
台湾现有防灾体系仍极度依赖过往灾害案例，难以应对意外的新风险。历史上的福茂粉尘爆炸、高雄气爆、花莲堰塞湖洪水等事件，均突显意外灾害的挑战 [1, 2]。而“铲子英雄”等民间自发志愿者现象则反映官方防灾能力的不足 [1, 2]。专业防灾人员培养受到缺乏正式灾害相关学科及公务员训练的制约，台北尚无具备快速部署帐篷、简易厕所及直升机着陆功能的灾害应急公园，与日本等国存在差距 [1, 2]。
土地利用规划法虽已形成，但因涉及土地开发利益冲突，审批多次延宕，影响防灾政策推进[ s2]。李鸿源提醒，“政治人物总认为建设是硬道理，但很多工程做在不该做的地方。我们学人家，都学不到一半。只学技术，不学国土规划；只重建设，不重限制” [2]。
下一步，防灾专业人士呼吁政府加快推动防灾总署建设，增强政治领导力及资源整合能力，以提升对快速进化自然灾害的应变效率 [1,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