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称，在中国使用数字服务如订机票、酒店、打车和支付时必须使用手机，这些操作都会留下数字足迹，导致外媒记者难以隐匿行踪 [1, 2, 3]。
外媒指出，中国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足迹追踪记者的行动和采访对象，进一步增加报道难度 [1, 2, 3]。尤其是地方政府常干预调查，阻止记者采访当地污染等问题，担心中央政府介入 [1, 2, 3]。
记者还谈到，涉及新疆、西藏、台湾等敏感话题的“红线”不明确且随时变化，造成自我审查压力和报道寒蝉效应。德国记者Gregor Scheu说：“昨天还可以的玩笑，明天可能就不行” [2]。
采访结束后，安全部门往往会跟踪记者行踪并对其采访对象施压，令受访者犹豫甚至拒绝接受采访 [1, 2, 3]。地方司机也时常在安全机关的压力下干扰采访过程 [1, 2, 3]。
媒体高度依赖数字平台出行、住宿和支付，记者很难不留下电子痕迹。Scheu形容“没有手机，我大概在北京连10步都走不了” [1]。
疫情期间及疫情后，尤其是在武汉，外媒记者入住酒店后警方很快到场，加强了对记者行动的监控。Scheu回忆：“当时外国记者入住旅馆后，几乎可以开始倒数，看看警方多久会出现” [3]。
欧洲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案例警示数据滥用风险，政府与企业共享用户数据若无明确界限，可能导致监控滥权和新闻自由受限 [1, 2, 3]。
目前报道显示，数字技术成为中国当局监控外媒记者的重要工具，相关追踪和施压措施仍在持续，记者报道环境依旧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