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1999年间，超过12000名藏人成功逃亡，穿越喜马拉雅山口进入邻国 [1, 2]。但自2008年西藏爆发大规模抗议后，北京当局大幅收紧安全管控，建立了覆盖每个村庄、寺庙和家庭的高科技数字监控网络，使普通藏人几乎不可能抵达边境。藏区的安全体系经历了彻底转变，藏人洛桑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高科技监控网——每个村庄、每座寺院、每户人家都处于监控之下。对普通藏人而言，抵达边境如今几乎是不可能的。” [1, 2]
过去五年藏人成功逃亡人数骤减至仅81人，显示出边境安全管控的显著效果 [1, 2]。藏人穿越的传统逃亡路线经由喜马拉雅山口，现今安全通道日益稀少，逃亡难度极大。尼泊尔政府在中国压力下同步加强边境监控与安全合作，限制藏人通过尼泊尔逃至印度。尽管尼泊尔否认存在虐待藏人的情况，但人权组织和流亡藏人团体表示其对藏人的行动限制不断加剧 [1, 2]。来自印度的库马尔（Atul Kumar）指出：“今天穿越边境与二十年前相比，已从根本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艰难。2008年以来，北京对加德满都施加了沉重的外交压力，此后中尼边境的监视活动大幅增加。” [1]
中国政府宣称，其西藏政策改善了当地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减少了贫困，从而使出走人数下降。越来越多年轻藏人选择迁移至中国大城市，寻求经济机会。库马尔表示：“年轻藏人……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大城市迁移，寻求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 [1, 2]
流亡藏人社区高度依赖新抵达者维持学校、寺庙和政治合法性，但新生代藏人与境内藏人的联系面临挑战。达赖喇嘛作为连接境内外藏人的桥梁，其健康状况和继承问题成为流亡社区关注焦点。藏人丹增白玛说：“只要尊者与我们同在，就有一种跨越国界的团结感和共同使命感在延续。” [1]
2008年以来，藏区的高科技安全管控体系持续运行，藏人逃亡渠道几乎关闭。未来藏人流动和藏区内部局势仍受此安全体系的深刻影响。 [1, 2]